简单地说,如果规范能够顺利地内化到人格之中,从而良好地引导和控制个体的行动,那么相对地就不太需要法律发挥作用。

这也就是找法或法律发现学说的要义，无论是局限于制定法，还是扩大搜索范围至习惯法。这种《宪法》文本的自我指涉与进行制宪的意志行为也许有事实上的因果联系，但没有规范上的归属关系。

（五）法律渊源与司法裁判理论：如何避免追求真理的倾向？ 如果厘清了法律渊源在法概念层面的冗余性或功能局限性，那么法律渊源可能为裁判理论或法学方法论带来哪些优势或劣势呢？不得不说，恰恰是在法学方法论层面，法律渊源理论反映了一种追求真理的倾向（Tendenz der Wahrheitssuche），其背后受到法律形式主义的牵引，即认为存在一种为真的法律，而司法的目标就是要找到它。凯尔森与罗斯关于宪法自我指涉难题的上述精辟分析，引起了著名逻辑学家约根·约根森（Jørgen Jørgensen）、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法哲学家哈特的关注和回应。这也是哈特被称为惯习主义的主要原因。但是，关于法律是什么的探究并非都要像自然法学那样预设某种作为本体的法，而是要致力于对法律的一般认识（allgemeine Erkenntnis des Rechts），回答法律的概念与效力问题，而不是针对具有无穷细节差异的、一时一地的法律条文。例如，雷磊在具体谈到《宪法》（以及《宪法修正案》）作为宪法渊源时，一直在处理实证法之外的制宪权问题，这与他基于法适用视角对法律渊源的一般性界定是不一致的。

拉兹的权威来源命题尤其使实证主义式的法律渊源识别标准得到了有意无意地延续和强化。然而，无论采取实证主义还是非实证主义的视角，也无论采取法认识论还是法伦理学的自我定位，论者都不能否认：什么是法律——也就是法概念——始终构成了他们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些法律为治安防控体系合法地延伸到基层社会空间，防范只有当事人本人或其密接者才可感知到的安全风险提供了法律依据。

‘五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之路的实践结晶，也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新趋势，推动安全内涵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从内部安全向外部安全、从国土安全向国民安全、从自身安全向共同安全拓展，确立起了平安建设大视野、大格局、大境界。例如，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压力加大，社会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容易引发公共安全事件。基层治理实践证明，无规则地花钱买平安、无标准地以妥协求和谐，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仅难以保障长久的平安和谐，还会诱发民众以访施压、以闹逐利的非理性行为

对辉格党在英国法治领域内的驱动作用，恩格斯在《英国宪法》一文中还有深刻的揭示，他说：现在只要简单地把1688年的英国人同1844年的英国人比较一下，就可证明：如果说两者的宪法基础一样，那是荒谬绝伦，根本不可能的事。由胡、孙二人先后主持立法院，不仅有助于贯彻落实孙中山的五权之制，更有利于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付诸实践。

因此，以驱动力量划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三种法治，主要着眼于轮廓上、大势上的划分，这就像庞德从历时性的角度就社会控制手段所作的划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最初是道德，然后是宗教，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1912年，在中国同盟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譬如，古希伯来的神灵驱动型法治固然是比较清晰的，但在古希腊，我就很难精确地指出，神灵驱动型法治终于何时，圣王驱动型法治又始于何时。所谓‘党治即由一党统治，由一党独裁之意。

这就是苏格拉底一案的案由。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总理，他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学说，成为了民国法治的指导思想。背后的原因还在于，如前所述，不同地方的神灵、圣王、宗教都不是同质化的，而是各具特征。让华盛顿始料不及的是，他担心的两党轮流统治居然在他身后变成了常态化的政治现实。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第一句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国民党执政以后，党治制度，不只是一种事实，并已一再著为法律。

这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法学理论固然要研究出于国家的法，但同时也应当研究出于政党的法。在古典文献中，汤对法治的驱动虽然显得不够生动，但接下来的文王与武王，特别是周公，为西周法治的建构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量。

数千年来，这个案例虽然已经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诠释，然而，从神灵驱动的角度来看，这个案例表明，神灵对雅典的法治形成了有力的驱动。这种由神明驱动的法治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神灵驱动型法治。他说，以1100年或1150年的眼光来看，1000年北欧和西欧各民族的民俗法显得相当原始。这些已有的成果虽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辨析，但也有助于揭示当代中国政党驱动型法治与西方近现代政党驱动型法治之间的差异。党作为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笔下已有深刻的阐述，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也可以找到丰厚的文化根源，因而，党作为先锋队的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全面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其间，宪法提案的伟大鼓吹者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无保留地为宪法的总体设计和具体条款进行辩护，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制宪会议上经常受到攻击，而且他们关于能够支配各州的联合政府的观念也遭到了反对。

二、政党驱动型法治在西方的兴起 随着资本主义革命在欧洲的发生，随着近代意义的政党在欧洲的形成，西方的宗教驱动型法治也随之转向政党驱动型法治。因此，在20世纪中叶，由国民党驱动的法治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而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

顾名思义，这种法治的驱动者不再是人之外或人之上的神灵，而是人之中的圣王。根据新约全书，约翰眼里的耶稣呈现为：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理论一直是中国法学领域内的热点。演变的结果，就是从昔日的辉格党变成了后来的自由党。

但是，数十年间的主流法治理论，主要还是在借鉴西方法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圣王驱动型法治还可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找到相应的论述。而且，从前一种法治到后一种法治，并没有一扇象征性的门，打开那扇门，迈进那扇门，转变就在瞬间完成，没有那样整齐划一。1799年，华盛顿在致帕特里克·亨利的信中写道：我们内部的某个政党竭力以虚构的惊恐来扰乱人心，这个政党已成为政府机关的严重负担，并反对政府基于防卫自身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还是后来的国民党，都存在着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详后）。概而言之，从1921年以来，特别是从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领导，构成了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正是在训政与党治的理论指导下，尤其是在训政与党治的实践中，促成了政党驱动型法治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兴起。《诗》、《书》、《礼》、《乐》皆素王平治之书，为《王制》之节目。

如果要追问背后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西方近代兴起的政党，乃是一种普通的政治团体，西方的政党追求政治权力，与普通的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由于这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不同，所秉持的政治主张各异，因而对法国的法治形成了不同方向的驱动。

最早的近代政党是英国的托利党（Tories）和辉格党（Whigs），甚至在17世纪，这两党已在议会里，用散发小册子、公开讲演的方式自由地进行着斗争，下议院的立法程序又一贯地保护着反对党对政府的攻击。《天下篇》中所说的神明，虽不像观射父所说的那样具体，但亦可以佐证，神明降之确实是一个具有思想意义的事件。这是人类文明初始时期的法治，代表了人类法治的源头。这就是说，理解党治是理解国民政府的前提。

后世习惯于把《周礼》归属于周公的制作，而《周礼》就是西周法治的集中表达。相比之下，自汉代以来，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主导性的政治原则，儒家或儒教对传统中国的法治产生了强大的驱动作用，但是，能否在宗教意义上把儒家称为儒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周公之后的孔子，按照廖平的《王制学凡例》，《王制》为孔子所传，孔子修《春秋》已，复删《诗》、《书》，定《礼》、《乐》，终乃系《易》。如果说，政府推动型法治与自然演进型法治的二元划分还有一些尚未克服的难点，那么，从驱动力量或主导力量着手，来考察法治的不同类型，并在不同类型的比较中理解当代的政党驱动型法治，或许就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项。

凡拥护杰弗逊反对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则被称为‘反联邦党人。楚国大夫观射父的这段话表明，华夏最早的法治秩序是由觋（男）或巫（女）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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